飘逝的红丝巾（四）

　　（四）

　　徐慧兰第二天去找了郑福根的父母，想让二老劝劝他们的宝贝儿子。可利令智昏的郑福根什么也听不进去，父母气走后又把徐慧兰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还把她重重的推倒在地上。徐慧兰欲哭无泪，放学回到家的郑欣欣看妈妈痛苦的倒在地上，忙使尽力气将她拉起扶在床上。 徐慧兰爱怜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含泪说道：欣欣，如果妈妈真的有一天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护自己。郑欣欣看着妈妈凌乱的头发，鼻子发酸，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一头依偎在她的怀里。她爱妈妈，同时心头也犹然升起一股对父亲的愤恨。

　　一个星期后，王莉顺利办完了和丈夫的离婚手续。而郑福根换来的是一顿正义的拳打脚踢，在场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像观看一幕痛打落水狗的演出，幸灾乐祸笑眯眯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居然没有一人上前劝拉的。厂保卫科也轻描淡写的警告处分了肇事者，毕竟人家的老婆都被抢走了，一个好好的家庭破裂了，还不让人家发发牢骚出口气？那还有天理吗？

　　为此厂领导找过他谈过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批评他这种对家庭对人生不负责任的做法。郑福根有时也良心发现，央求王莉把孩子打掉，结束两人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可离了婚的王莉怎肯？从此便像蚂皮一样缠着郑福根。在郑福根被打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郑欣欣永远记住了那个与爸爸勾肩搭背的女人，那个右眼角下面长者一颗黑痣的女人。她曾把刚打来的一暖瓶热水故意摔在王莉的面前，使这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大叫着、蹦跳着跑出病房，看来热水已经溅到了她的脚面和裤管。郑欣欣看着狼狈逃出去的女人，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满足和快感。可还没有泛起笑容的脸却被重重的一记耳光所覆盖，郑欣欣没有哭，她只是用手捂着被打疼的面颊，慢慢扭头用充满疑问的目光看着病床上表情愕然的男人。此时的郑欣欣心里在问，他还是自己的爸爸吗？

　　碰头会照样在明亮的会议室里进行，李长鸣铁青着脸听着各小组的汇报，投影仪无声的轮放着“4.19”案件的现场图片。四月下旬的江城已提前沐浴了骄阳似火的炙烤，东南角那台“2p”的立式空调虽然呼呼吹着冷气，但在宽敞的会议室里难免给人雪地里烤火一面热的感觉。案子过去几天了，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线索，这使得刘长鸣那张络腮胡须下的面孔更带着一种凝重的青，比他去年老爷子去世的时候还要难看，郭锐至少这样认为。

　　刑警队的干警们到认可了他这张脸，一年四季都阴云密布。有时对他的莞尔一笑，倒觉得是晴空里打了个响雷一般，让人生出许多猜想来。记得年前的“除恶打非”会战中，全市干警一鼓作气端掉了六个在本地影响极坏的团伙，其中以“姚八子”为首的持枪抢劫、卖淫、欺行霸市等具有黑势力性质的五十二人全部落网，荣获了省政法机关颁发的“集体三等功”，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和嘉奖。在庆功会上，人们难得看到了刘长鸣宽和满意的笑容，但遗憾的是实在是太短暂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就像“昙花一现”时长的四分之一......

　　蔡法医坐在刘长鸣的右侧，见各小组作了简短的汇报后便没了动静，便从刘长鸣面前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扶了扶镜框环视了一下大家，打破僵局道：这个案子确实有它的特殊性，现场上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生物检材，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四十二码的旅游鞋印和一条红丝巾，从红丝巾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而且从三起案件的时间跨度分析，每隔两年一次，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罪犯要每隔两年才出来作案呢？又为什么每个死者都是死于同样的手法，并且还都留有同样的红丝巾呢？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三个被害人的右眼角下都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蔡法医说着把大家的目光牵引的荧幕上，荧幕上定格着切分开的三个死者的现场图片。

　　从案子的综合特征来看，报复杀人的可能性极大。罪犯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而且手法凶残果断老练，所以这个案子按我们传统的侦破方法可能困难很大，现在排查的重点应放在那些对社会不满而产生报复心理的人员，或者是在生活中受到过特别的刺激而心生怨恨的人员。刘长鸣接过话茬，拿起一支烟竖起在桌面上墩了墩，然后歪着头用手指着荧幕上说：特别对我市右眼角下方有黑痣的女同志，社会关系要彻底排除清楚，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郭锐从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出来，在门口长长吁了一口气。此时已繁星满天，华灯初上，整个江城市已沉浸在绚丽多彩的霓虹灯的海洋里了。今天不值班，他打算回家洗个温水澡好好地睡一觉儿。郭锐是本市人，住在翡翠桥老城区，坐三路公交车十几分钟的路程。他沾了姨夫是地税局局长的光，托关系毕业后留在了本市，并且还顺利的进了市局。

　　刚走下办公楼台阶，廖芳紧走几步跟了过来。唉，郭探长还你的书！话音落处，一本书已递到眼前，这是被誉为悬疑推理之父的美国作家艾伦.坡的作品《莫格街谋杀案》。郭锐接过书夹在腋下，抱着膀耐人寻味的看着灯光下越发显得白净的廖芳问道：你对队长今天的分析怎么看？廖芳背着手，高傲的挺着胸脯俏皮的说：是请教吗？如果是请教至少也得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比如“嘉华士”。没等廖芳说完，郭锐已笑眯眯的向外走去。

　　在青年广场通往火炬路的拐角处，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咖啡屋，这里就是“嘉华士”。郭锐要了一杯“蓝山”，廖芳要了一杯老板免费赠送一包饼干点心的“卡布奇诺”。他们临窗而坐，即可以浏览流光溢彩的青年广场的夜色，又可以观赏从跨江大桥一直延伸的火炬路川流不息的滚滚车流。屋内低缓抒情激昂的《蓝色多瑙河》乐曲似乎总能勾起每个人心中的底弦，像潮水一次次永无止息的冲击岩石和海滩一般，让身心的愉悦转换成蓬勃向上的力量。

　　廖芳倒不客气，吃了几块夹心饼干，呡了几口咖啡，用纸巾擦着手说：这个案子如果是个案，不好说。但如果把三起案子串起来，共同点那么多，是巧合吗？显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我赞成队长的看法。这个罪犯一定是性格孤僻怪异的人，幸运的话用红丝巾和右眼角下有黑痣的女人这两个点，可能找到“第三个点”。廖芳说完，瞟了郭锐一眼，拿起不锈钢小勺搅动着杯里的咖啡。

　　郭锐自然理解“第三个点”的意思。但说起第一个点，他脑海里立刻涌现出郑欣欣在医院时的模样，那飘在她胸前的红丝巾与案发现场死者脖颈上的又何等相似？（待续）
　　（文/笔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