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今世篇之建国初期 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建国之初，经济贫弱，社会物价动荡不定。让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与社科著述者稿酬的支付，都变得不容易起来。当时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以折实单位计算稿酬。什么是折实计酬呢？也就是说，假如你发表的文章，其稿酬每千字是6至18元的，出版单位就用米、煤、布等实物折合成你应得的稿酬，发给你实物，不给你现金。由此，我们当能得窥建国之初我国的经济状态，是处在何等的窘况里了。
到了1953年，新中国的政务院，参照苏联“l印数定额制”的稿酬政策，制订出了国内稿酬的发放标准。即：著作稿每千字6至18万元（旧币），翻译稿每千字4至13万元（旧币）。至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废除旧币，发行新币（旧币一万元换算成新币一元）。稿酬制度随即也就变为：著作稿每千字6至18元，翻译稿每千字4至13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一般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仅只二三十元，大米，猪肉的价格，每斤都按几毛几毛钱的价格在销售，作家著作稿的稿酬，每千字却能收入6至18元，稿费还是比较高的。为此，作家们的生话，过得还都富足而又体面。
当时作家刘绍棠的名气比较响。按其在文坛上的声望和地位，凡发文，每千字总能获得18元的稿酬。另外，他在完成写作定额之外，如果尚有余作发表，还可获得高出他原本千字18元稿酬之外六倍的酬劳。建国之初的这段时间内，刘绍棠出了四本书：《青山绿水》四万字，获得1800元稿费；《山楂树的歌声》六万字，获得2000元稿费；《运河的浆声》十点四万字，获得5000元稿费；《夏天》十一万字，获得8000元稿费。刘绍棠凭这四本书，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当时的万元户，是足可比如今的亿万富翁的。刘绍棠凭这些稿费，仅用2500元，还在北京买下一套四合院。其中，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一间，外括一个院子，五棵枣树和五棵槐树。须知这样的一个四合院，按北京现有的房价，总得用好几千万才能购得吧。
建国之初的1949年至1957年，政府尚没有展开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大改造运动，大部分报刊杂志和出版机构，还处在民营的经济状态内，尽管政府部门颁发有稿酬的发放标准，市场营运的氛围却仍十分浓厚，作家们生活，还都可以过得较富足、较体面。但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大改造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和进行，作家们的稿酬与生活状态，和建国之初相比，实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Ⅱ 今世篇之文革十年 Ⅱ
随着“三大改造工程 “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初具规模，全国的私营出版和报刊杂志机构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实际只是公营），文化部即在1958年7月，颁发了第一部统一的稿酬规定。这部规定的名称叫《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俗称千字千册法）。规定了著作稿每千字4至15元，翻译稿每千字3至10元。
当时的这个稿酬标准，还是能让作家们过上比较富足而又体面的生活的。但这个标准仅只试行两个月，北京和上海的部分作者和出版社与时俱进，积极响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的号召，倡议起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文学、文化劳动来。文化部便根椐这些倡议，将刚实行仅两个月的稿酬标准降低至一半。著作稿稿酬变为每千字3至8元，翻译稿稿酬变为每千字2至5元。到1960年10月，中央又批准了文化部申报的一份请示，废除了出版行业的版税制度，对所有公开发行的文字，开始实行一次性稿酬。并规定，对全职写作的作家实行工资制。虽也对他们发放很低的稿费，则仅仅作为对他们进行生活补贴、激励创作的一种因素象征性地存在着。
大家知道，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书籍论著的书写，并非一朝一日就可一蹴而就。他是要深入社会生活，通过社会实践长时间的体验和论证，才能著书立说，形成文字及书籍的。作家出一本书，社会学家发表一个观点，可能都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呕心呖血，甚至穷其一生之功才可完成。如此低的稿费标准，劳动酬报，岂能保证作家们基本的生活起居的需求？作家们连基本的生活诉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又岂能去从事高度精神化的创造性劳动？这是抹杀我国当代文学兴旺发达的蠢举啊！
另外，文革时期，将全职作家的生活诉求用给付工资的方式包裹起来，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解决全职作家饮食起居方面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再无顾虑地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去了，实际起到的作用，却正好彻底戕害了全职作家文学创作的生命力。须知，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于生活，你把那些全职作家们统统塞入作协、文化馆等文化衙门内，让他们坐在办公室内只是读书看报，一杯茶一张报纸着悠闲度日、空耗时光，完全脱离于实际的现实生活，他们的文学创作源泉在哪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的动力在哪里？他们将怎样获取创造性劳动过程中的心动、灵感？这实在是在扼杀那些原本具有极好才能的、全职作家们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哪！这样愚蠢至极的做法，难怪会让文革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黯然失色，惨淡无光，仅只存下足够高、大、全的一无看头的八大样板戏了……
自1960年10月中央批准了文化部的一份请求报告以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暴发前夕，中国当代作家的稿酬又是一降再降。到1966年未，稿费标准降至：著作稿每千字2至8元，翻译稿每千字1至5元。而且，对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稿酬一律降至最低标准，甚至不发稿酬，只赠送些报刊、图书或文具而已。至此，中国的作家们，已不再能体面而又富足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有的甚至连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变得满足不起来了。
更甚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暴发，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陷入了瘫痪状态之中，勉强支撑着运作的单位，也都自动取消了稿酬。至此，我国进入了一段长达十年的零稿酬时期。
Ⅱ 今世篇之改革开放时期 Ⅱ
文革年代结束以后，1977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恢复了稿酬制度，规定著作稿每千字为2至7元，翻译稿每千字为1至5元。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稍稍提高了基本稿酬，变成著作稿每千字3至10元，翻译稿每千字2至7元。到了1984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又提高了基本稿酬标准，将著作稿每千字稿酬，提升到6至20元，翻译稿每千字稿酬，提升到4至14元。
文革结束后这几年，稿酬标准连续三连跳提升，确实大大提高了写作者和著述者们的创作热情，并吸引了一大批社会上的有志青年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1984年的那次提升，其稿酬发放标准，已经超过了建国之初的最高水准。但是，当时的社会物价水平却和建国之初差不多，每斤猪肉的售价不到一块钱，大米只有两毛几分钱一斤，许多商品的售价还都以“分”来计算。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就业的活力又没有真正活泛起来，人口爆棚，许多人找不到很好的“求生活路”。于是，这种高稿酬低物价的社会氛围，让许多有志青年看到了求取生活的新亮点，很多年轻人便热衷于文学创作来，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热爱文学的热浪。
当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人们都在反思的过程里痛定思痛，社会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言论又较自由。这种社会氛围，十分契合了文学创作能够繁荣兴盛的条件。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文学新人，涌现了不少好的作品。当时，《收获》、《当代》、《花城》、《十月》四个文学刊物，并称为文学领域里的“四大花旦“，许多文学新人就从这些文学刊物上，成功地走上当代中国文坛，其文学作品令人眼目一新，其文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中有王安忆，余华，苏童，张抗抗，王小波，史铁生，毕飞宇，古华，陈忠实等人。日后，他们还都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重量级的人物。
在这时期内，正在当兵的莫言，在河北保定的文学双月刊《莲池》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获得稿酬72元，相当于他当兵五个月的津贴。现任《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获得稿酬800多元，相当于普通职工两年的经济收入。
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活跃期，文学创作呈空前绝后的活跃态势，其作品也极具亮色。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这种兴盛，果然有社会思潮活跃，言论出版比较自由的因素在内，同时较高的稿酬发放，也对当时的文学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就业的门路活泛了许多，人们再不把眼晴只盯在文学创作的出路上，物价又开始呈现出上涨的势头来。这种状况，就让人们在求取、选择生活的路途上，从事文学创作获取稿酬、过上不错的生活的优势尽失，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也就就渐渐地冷了下来。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物价持续上涨。当时猪肉的售价已经涨到二元多一斤了，一个学生在学校食堂吃饭，一个月得需80元（1984年却只须40元），原来较好的稿酬待遇，已经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势头了。再加上商业化社会全面开始，大家可以在各行各业里大献身手，大量捞金。文学创作，便再不能让许多人热上心头，文学的热潮便渐渐开始走冷。为此，199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稿酬标准又作了调整。基本稿酬标准提高至著作稿每千字10至40元，翻译稿每千字8至35元。同年9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法定了 “著译者的作品及其劳动所得，均受国家法律的保护”。稿酬的支付方式，也变成为“有合同的按约定的合同计算，没合同的可参照国家标准“。这等于就是说，政府完全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功能，为适应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趋势，文学作品稿酬的定价，政府只出了个指导价，具体如何决定，则完全可由著述者和出版方自由协商解决。这部著作权法，一改几十年来文学创作和社科类著述的稿酬由政府一手决定的做法，放权给了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来决定著述者稿酬的多寡起来。
照道理来说，政府这样的做法，对推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应该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无奈时事的演变，常常有出人意科之外的变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都热心于经商挣钱去了。许多人认为人活一世，精神的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文的关怀，以及对我们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等等，全是虚的。人生几十春秋，直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唯有拥有金钱物质，纸醉金迷着过足现世的享乐生活，才是确切实在的。于是，追逐金钱的梦想，成为了大多数人人生的第一要务。什么文学，什么哲学，全都可以放在一旁凉快。当时物价飞速上涨的势头，又让作家们过不上了体面富足的生活，人们便再不对文学创作迷上心头，只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去做生意，去赚大钱。
这种状况，使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当代文学无法取得什么大的建树。许多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经营状况，由于读者愈来愈少，参与写作的、积极投稿的作者日见稀薄，也都处在举步唯艰的状态里。九十年代的当代文学渐渐式微，让从事文学事业的出版行业如坐针毡。为此，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一份《出版文字作品稿酬约定》 ，将稿酬提升为：原创著作稿每千字30至100元，改编稿每千字10至50元，翻译稿每千字20至80元，试图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人从事文学创作。无奈，这样好的稿酬制度，却仍跟不上物价飞速上涨的势头，且稿酬和商人去做生意获取的利润相较，更象是小巫见了大巫一般难以相提并论。所以，文学创作的势头只能仍旧黯然着。
其实，自1990年9月，由全国人代会通过的、文学社科类著述稿酬由市场经济决定以来，《花城》的稿酬标准就已经调高到著作稿每千字60至80的水准了（这水准基本上维持到2010年左右）。无奈，全民经商的心，已经不把挣卖文那点小钱的事放在心上。也就是说，全社会商业化的发展趋势，挤兑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景，必然会一片黯然。以至于时任《花城》主编的田瑛，回忆九十年代的文学状况时说：“向《花城》投稿的，几乎没有什么新面孔，几乎全是作协和文学院的成员。他们都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稿费则是另一笔进账而己。“
（下篇完）
（文/红枫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