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多年，想起那个飘雪的江南冬季，依然感觉那飘舞的雪花寒入骨髓的冰冷。
那是浙南一个著名的电器小城，几乎家家做电器，那时劳动法亦极不完善。许多黑企业，我就非常不幸进了一家黑企业，工资说年底结，事实就象征性的给几百块钱。而那里面的员工至老板极凶残，平常经常拿砍刀、钢棍在外打架，员工打输了，老板骂他们没用，打赢了大笑。兄弟三个老板，老大后来被人砍断一条脚筋，只能拄拐杖跛行，也算报应吧。
我拿到三百块钱，还有两千多没给，因为一个河南女孩被主管（老板马仔）打了，我说他不该打，结果也被踢了一脚，我拿着三百块钱辞工了，被一家私人小刊收留，是在另一个小镇。
其实只是几个文学爱好者办的一份打工小刊物，名叫“港湾”。时光荏苒，我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社长国、主编平、编辑秋儿是一个美丽的江南女孩，也是平的恋人。因为一些企业的资助，小刊办了一段时间，读者亦非常喜欢这份温馨的小刊，仿佛那小桥流水人家，仿佛那江南荷塘里摇曳的轻舟。而后没有人资助了，连稿费都发不出，终于停办了，我们四个孤独无助的灵魂，含着泪站在山巅仰天长啸。
我要走，他们仨说你去哪儿啦？于是秋儿去她姑姑服装店上班，用微薄的工资养着我和平，国的家在附近。他们帮我找律师，要律师费，我哪请得起，找工作，我身份证和所有衣服在原来那家黑公司被人偷走了。平带我小镇到处玩，去过王十力的故乡，去看过宋代古窖，去拜访了江南一位作家。天天吃闲饭，实在难为情，半个月后我坚持要走，平让秋儿硬给我200块钱，与他们依依惜别后，我独自回到原来的小镇。
和老乡合租了一间房，我终于决定边找事边讨工资，十多天过去，工资没讨到，工作也没找到，钱用得差不多了。我决定找当地报社，一个叫荣的女孩接待了我，比我也大不了两岁。那时候的媒体也没什么好办法，让我写了一篇“谁给我一个公道”的文章，荣又带我找到劳动纠察大队，说明情况，队长非常热情表示立马解决。
事情又过了个把星期，我去找队长，他说明天给钱，于是我第二天去，他依然是明天，我天天去，他明日复明日。就这样离过年越来越近，我不仅没要到一分钱，身上钱包也所剩无几，于是以睡觉来省食，每天下午起床吃一顿饭花5块钱，炒个青菜吃两碗饭，然后去要钱，然后又空手而归。天冷得出奇，我依然穿着单裤，上身穿着别人给的一件超短牛仔衣，只差没露宿街头。
有一天起床，发现天空飘起了雪花，听本地人说，他们那有十几二十多年没下雪了，我问房东什么时日了，房东说还有三天过年，
“你不回家吗？”，房东问。
“回家，必须回家！”我哽咽着回答。
坐上去要钱的公交，我把手伸到口袋掏钱，使劲抠半天，抠出一块五毛钱，正好一面车费，望着窗外飞扬的雪花，我心里对自己说：“绝不走回来，今天必须要到钱！”，到了纠察大队，那队长依然说明天给，我说剩三天过年，今天非得给我，他说不给怎么样，我说我找市长，他说你去找吧，我含着泪朝斜对面市政府走去，他看我真的去，赶紧急喊：
“快回来，快回来，马上给你了。”，我愣了一下回来了。他叫主任让我写证明还是什么资料已经忘了，主任问怎么回事，我如实相告，他说怎么这么久没解决，听这话，当时心里一暖，主任看完打电话老板，听到对方大吼，主任也大声吼他，最后对方说结给我，他们先垫付。主任叫我去队长那儿拿钱，我走进队长办公室，
“老板只给一千。”队长说。
“明明两千多怎么只给一千呀？”。
“你要就要，不要一千都没有，”，他硬梆梆的说。
“你比我爸妈年纪还大，你没儿女吗？你把零的六百拿去，两千给我”我终于哭了。
“今天非得给我两千工资。”我坚持要原工资。
“我们帮你要钱不辛苦吗？给你一千够意思了。”他冷冷说道。
我只好接过屈辱的一千块钱，恨恨地说：
“你太黑了。”。
“你找死。”他突的从坐椅跳起，我心想逼狠了跟你拼了，于是拿起一只木凳，他看我怒目圆睁，又坐下去，我也悲愤的离开了。
外面雪越下越大，我冻得浑身发抖，迎着飘舞的雪花，人仿佛要腾空而起，雪落在脸上伴着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想买套衣服，可是再除掉车费，就没两个钱带给母亲了，打算忍冻挨饿，省点钱带给母亲，父亲走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仨拉扯大，有多不易啊！想起故乡的母亲，想起那些令母亲伤心的往事，万分愧疚。觉得自己是这世间最不孝的儿子，泪水默默地流变成了小声哽咽。
我急匆匆赶坐回家的车，最后除买了一只布箱，除掉车费，带了六百块钱回家，车上只吃一顿饭。
那场江南少见的雪，一直冰冷在年少的记忆里，是那么冷，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让我感到冰冷入骨。
（文/天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