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的大门外，校役们整齐地排成两排，迎接新任校长的第一天到任。四周站了不少老师和学生，他们也想看看新任校长是何等人物，能让《中华新报》作这样的推许：“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暏一颗明星也。”过不一会，蔡元培到了。校役们恭恭敬敬的行礼，而这位新任校长竟也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役们躹躬回礼，然后才神态安祥地走进校门。
周围的人都惊讶了——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再往前就国子监，校长就是“学官大人”的观念延续至今，从未有一位校长有过哪怕一次类似这样的举动，而这位新任校长，却将“对校役还礼”这件小事一直保持到他离任，从未改变。就这样，蔡元培上任的第一天，就给落后守旧的北大带入了一股新风，这风是柔和的，让人有如坐春风般舒适；这风又是刚劲的，坚定且持久。
有丰富办学经验的蔡元培明白，要想治理好北大，首要做的，就是改善师资，为此，他积极聘请真正具有才学且热心学问的教员，又解聘了一批只领干薪而无才能的教员。
他看中了陈独秀，就打听陈独秀居住的旅馆，亲自去拜访。但陈独秀并不想趟北那滩浑水。他也不放弃，几乎天天去拜访，有时去得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与陈独秀同住的老乡汪孟邹回到上海，跟人讲起这件事，都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就这样，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接受了他的邀请。
梁漱溟仅仅中学毕业，只因他写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到，认为他写得不错，决定聘请他任教。后世以傲著称的梁漱溟此时却有些不敢接受，他回忆说：“我跟蔡先生讲，我何曾懂得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说，你不是喜好哲学么？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于是，考大学落榜的梁漱溟踏上了大学的讲台。
当时的北大，很多教员都是通过关系安插进来的，只领薪水，并无学问。蔡元培通过开会研究，决定解聘一批人。有些人仗着后台硬，就闹起来。蔡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就这样，蔡元培又一次用自己柔和宽厚的作风、刚直不阿的原则，为北大打造了一支豪华的名师团。
在众人眼中，蔡先生似乎生来就带着醇厚的长者之风。钱玄同曾问他：“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的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他也不生气，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当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然而先生早年也曾自负才华，孤高自许。看《蔡元培自述》中，先生说：“（戊戌变法时）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不仅清高，且行事激烈。 早期办学时，“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后又加入同盟会、暗杀团，一起研制炸弹。清末吴樾刺杀满清五大臣一案，就有蔡先生背后的参与。这样刚烈的作风，让人很难与后来的蔡先生联系在一起。
北大时的蔡先生，待人是极温厚的，对学生、对教师，都是宽仁包容，几乎有求必应。但涉及原则问题时，却是寸土必争。
五四运动时，北大的学生表现得很积极。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突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些学生害怕受到蔡元培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些甚至放声大哭。蔡元培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蔡元培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然而学生们并没有听他的，第二天便联合其他学校一起罢课。
事已至此，蔡元培认为自己有负校长的职责，遂引咎辞职，离京南下。后在北大师生一致上书教育部的挽留下，蔡先生又回到北大。然而这一矛盾却并未化解，其后，蔡先生又有数次辞职之举。
他的这种“不合作主义”其实由来已久。我看《蔡元培自述》，北大之前他的辞职经历就多达八、九次，加上北大期间，竟有十数次之多。在我看来，他的辞职，不是畏缩，而是反抗。
试看先生的几次任职：革命党与袁世凯谈判，让袁世凯到南京赴任大总统，委派先生为迎袁特使。“我朋友说，这是倒楣的差使，应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先生接掌北大之前，“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面对这些困境，先生毅然就职，又何尝有一分畏缩？
古人云，君子温润如玉。先生就是这般，没有刺人的光，有的是柔润的绚彩，沁人心田，而这柔润的表层下，是坚实的内核，凛然不可侵犯。
对于蔡先生，了解愈深，钦敬愈深。还是借用一句话作结束吧：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文/细柳营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