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陆游是南宋时集大成之诗人，可以说，陆游之后，汉语诗人再无可与之比肩者。写上面这首诗时，陆游已八十多岁，他以精简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经历经验，最后得出这条平实而经典的结论：功夫在诗外。
这句诗是陆游的创作心得，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杰出诗人和诗歌的总结和评点。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诗正是对艺术和生活的有机结合。
清代诗人赵翼写过一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对此，我不得不提到两个人。
南唐后主李煜。想必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确实，他的经历简直是这句诗的写实版。若非身逢家国之大不幸，他的诗作不会比他父亲李璟的诗作高明到哪里去，也会早早地湮没在汉语诗歌庞大的数量中而鲜有人顾。这是那段大不幸之后的幽居生涯成就了他，让长于深宫的他识得人情冷暖世味浓淡，才得以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杰作。
第二个我要说到的，是汉语小说第一人曹雪芹。是的，小说不是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切艺术是相通的，诗歌又被不少人认为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我们赞美文艺作品时会说“充满诗意”，也正说明了其他文学形式在内核中与诗的相通之处，不是么？况且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作的高妙的诗与诗论着实不少，譬如这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在可以说是“功夫在诗外”的又一种说法。这样来看，称曹雪芹为诗人，不为过吧。事实上，若非家道中落之后饱尝世情，曹雪芹的文学创作水准不见得能高于纳兰性德，当然，纳兰词的水准已相当高了，不过，纳兰词的精华多数在悼亡词中，也是“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又一例证吧。回到曹雪芹，我觉得，他的诗作里最打动我的，不是那曲《枉凝眉》，不是《葬花吟》，不是《秋雨夕窗词》，而是开篇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辛弃疾在一首《丑奴儿》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好个秋。?这种“欲说还休”，实在可以作为曹雪芹作品的一个注脚。
辛弃疾又提到了诗歌创作的另一种现象：为赋新词强说愁。
为什么会“强说愁”呢？大概，一是由于忧伤的情绪更易打动人？谁知道呢？而更大的缘由则在于中国诗歌的悲观主义传统。不过，如辛弃疾所言，“少年不识愁滋味”，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对日常生活的悲观，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观。
这种悲观，超越了日常经验而被提炼升华到形而上的高度，这种形而上并非如西方哲学之冰冷的逻辑思辩，而是充满着东方文化之情感思维。 当苏轼欣赏中秋明月时，他无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快乐，但是他马上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此生此夜不长好”（《中秋月》），而接下去的一句便是“明月明年何处看”了。这种悲观主义就由个人情感而升华至形而上的情感思维了。
同时，中国的诗歌往往源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却又能轻易超脱个人范畴而使其中的情绪形成人类的通感，从而更易打动人心。譬如陆游诗句“早岁哪知世事艰”“世味年来薄似纱”，读者即使不知道创作背景，即便只读到这一句诗，也能轻易得到一种普遍意义的感同身受。
一方面，少年人青春正盛，是不易也不宜能真正体悟到这种悲观主义的，所以辛弃疾才会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另一方面，少年人的人生经验尚少，对人情冷暖世味浓淡的体会难免不足，从而多追求词藻上的模仿，因此，陆游才说：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并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这自有道理，但理有两端，从另一角度讲，境界大者如东坡亦能作“似花还似飞花”之作，境界小者如少游终写不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句子。
人生的格局，决定了诗的格局。
（文/细柳营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