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农历腊月分，我在沙子坡碾房（地名：今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红色村沙子坡组）出生了。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个比我大的哥哥，后来，家里又增加了弟弟和妹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着。
童年时候，我始终觉得，与许多当地同时代出生的孩子相比，我比他们幸运，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贵人家。我们家有很多钱，吃的是很多穷人吃不起的好东西，穿的也是很多人穿不起的花衣服。我们的母亲常把我们打扮的非常漂亮，头上戴着金亮的首饰，脖子上也戴着项链，身上穿的衣服上秀着花边，别亮晶晶的羽毛……总之，那一身穿戴，尽显荣华！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贫富差距大的出奇，很多人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服，另一小部分人却是富的流油，这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着重点。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交际自古有之，为了活命，贫困的穷人就得找上富人。我们家不算特别富有，但在当地绝对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家的财富非常多，粮食更是当地的一霸。
那时，我家整个房子里，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全是堆着的包谷，或者用袋子装着的谷子。我从小就看到有很多人背着背篼，或者背架子（一种农村用的背东西的工具）到我家，从楼上或者堂屋背着东西离去。依稀记得那规则是：借去的东西，债户来年需要对翻一倍了来还我家。也就是说，如果是借了一百斤包谷，来年便需要还两百斤，并且还得加上相应的利息。如此反复，直到还清。然而呀，借出去的多，在次年还请的却在少数，年代的混乱，加上天灾人祸，收成又不好。如此一来，我们家的债户越来越多，到后来，相邻的三旦溪，火烧岭，槐树坝，青岩溪，杨家，龙洞弯，王家门前……几乎所有周边村寨都有欠我们债的人。
我的老家在坡上，旁边一条小河往下流去，汇入大河沟。大河沟是家乡一条由上而下的河流，就在我们家家门口以下不远处，在家里甚至听得到流水声音。我的母亲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妇人，在她与我父亲结婚后不久，便提议在大河沟修建了碾米房（古时用以碾米所用，碾房这一地名由此而来）。没有大米机的年代，它就成了好东西。附近只有碾房可以碾米，所以大家都来碾房碾米，当然是有偿的，一百斤谷子拿来碾米，大略有一十斤会留下，作为补偿。
所以家大业大，各种经济来源不断充实着我们的家庭，使我们越来越好过，越来越富裕。到我八九岁时，哥哥便结婚了，我和弟弟妹妹也渐渐长大。至于大伯，二伯，小叔他们家也都有着自己的精彩，总之并不难过，小叔还是保长（当年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呢！就这样，我们过着富足的生活，在家里俨然便是公子哥，大小姐，什么事儿都不用干，轻松，快乐，幸福，美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紧接着，改革的气息便俨然尾随而来，一时间，就连偏远地区的我的家乡也迅速掀起一股改革的暴风。
1950年，我十岁了。也许我得感谢无形之中变化的时代，作为女生，我们也可以进学校读书了。然而与此同时，改革的新风已吹向了全国各地，深受群众拥戴的土地改革政策正式出台了。一时间，“事定地、化成分”等事务一应展开。斗地主成为了贫苦百姓的欢乐事，长久被压迫的穷苦百姓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春天。然而，富农、地主家的苦难日子却来了，自然，我们家的“灾难”也随之来了。
贫苦百姓们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打着响应祖国号召的旗帜，对地主、富农进行了大肆的掠夺，像强盗似的，却又名正言顺的抢劫富贵人家累年累月打下来的财富。我们家因为放账太多，被指定当了数天地主，那些天是我们家真正的灾难。我的父亲被当地主批斗，我的哥哥年龄稍大，也免不了收到牵连，被百般刁难。而我以及弟弟和妹妹，都因为年龄小，未受牵连。只不过，我们见证了那段暗淡的时光，幼小的心灵里从此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只不过，我一直不确定是对改革新风的期盼，还是对新政措施掠夺家产的怀恨。
我依然每天上学，家里的情况日渐拮据，往日兴隆的田家大院，终究开始凋零了，衰落了。我在校的成很好，这得归功于时代的变迁给我的机会，以及自身不懈的努力。
四年级结束后的那个的暑假，雨水特别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脚开始有些疼痛了。由于当时医疗的落后，以及家里人的不重视，便随它疼了。快开学的时候，铜仁地方来人了，邀请我去读卫校。我也明白，这也许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大转折的机遇，所以，我心里期待着去铜仁。不过，我的父母，家人，以及邻居都不支持我出远门。要知道在当时，就我们哪儿，一个女孩儿跑大老远出去外地还是没有过先例的，我也终究未能说服大家，放弃了去铜仁的机会。我准备接着读书，上五年级。不过，天不随人愿。
即将开学的时候，我的脚疼病终于犯了，越疼越严重，我无法走路，躺在床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直到右脚疼得跛了，才稍微轻松了点。然而，让我和家人都接受我不了的是，我的脚就这样废了。疼痛并未停止，时不时的还在折磨着我。
经此一变，我的课程也便不说，自然放弃了。看着同龄的伙伴们四处玩耍，我心里非常难受，每天躺在床上哭，累了就睡了，偶尔又从梦中疼醒过来。就这样的日子，我在闺房里过了三年。这时，我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如从前了。母亲也因为家道没落，急得一身病来，她的脖子上肿起来一个大胞，每天都一副颤颤巍巍的样子。父亲也不好过，母亲的病，以及我的脚，还有弟弟妹妹以及一家人的生活让他操碎了心，头发也白了，催老了很多。四十多岁的他，俨然六十岁的老人模样了。哥哥年近二十，已到结婚的年岁，由于斗地主的风波的影响，却终日跟着父亲为当时繁多的会议当劳工，做烧火、做饭等的苦力。
不过，一切的一切，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新生活还得要过，这就促就了后来的变迁。也许只是让一个家族越来越衰落，也许是让这群莽撞的人见识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发展，兴荣……
艰苦的日子还延续，1954年，我哥哥结婚了，并不如意的生活从不放弃地吞噬着每一个人的傲气。1955年，哥哥的大儿子出生。我大伯家，二伯家，以及之前当保长的小叔家，他们全都陷入了生活的困顿，而且，越过越难！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好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跟做法如办大食堂，吃大锅饭等迅速升温，砸铁炼钢更是大办特办。大跃进期间，各家的粮食，器皿等一应交公，家里只就一口烧水洗脸的锅，其余的铁器交到一处砸坏了炼钢。这个时候，我的脚开始有了好转，虽然跛了，但至少，没那么疼了。我凭着四年读书积攒的知识，顺利在大食堂里当了一个会计，开始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有人让我去教书，念及脚疼，走路不便，所以毅然放弃了。直到后来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不实际、浮夸风的危险做法终于还是给大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由于专注于搞钢铁生产，忽略了农作物的栽培、发展，又有办公社人们偷懒思想，不肯实干，导致粮食欠缺，饥荒便不期而至了。那时，到处是流浪汉，饥饿之迫，困冻之压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的母亲仍然保持着她独特的先见之明，。大办公社之时，大家全部把粮食交公，而她却偷偷留下一部分，埋于地下了。后来办食堂煮饭时，也适时偷偷藏起来一些。在大食堂迅速倒闭以后，这些她藏起来的粮食就成为了我们家的宝贝，而我们一家也靠着这些粮食度过了最为艰难的那段岁月。
公社倒闭以后，我又失业了。这时，虽百废待兴，却没有我的事儿了。我又重回闺房，做刺绣，缝衣服，用仅有的点滴知识感叹人生！过自己安静的，也无奈的生活。只是，我一直不开心，总觉得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完了。偶尔看着跛掉的脚， 又是一阵阵的伤心，一阵阵的难过。我的父母，此时已经结婚的哥哥嫂嫂，以及弟弟妹妹都无法体会我的痛楚，他们只是偶尔看着失魂落魄的我，一阵唏嘘！
然而，苦难的生活何时出头呢？我偶尔问问自己，却又拨浪似的摇着我的头，“明天也许更好，也许更坏，耐心的等着吧……”
当我23岁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引导下，结婚了，对方是二婚，比我大七八岁，他已经有了一个八岁大的孩子。当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失落，很无奈。我知道，若非我的脚疼跛了，又如何会嫁二婚男人，而且比我大那么多岁。不过，现实终究是现实，我还是闷闷不乐的嫁过去了。从此与务川双木丫这个地名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也许直到我老去，死去，都终究会在这个地方。
结婚以后，我依然每天都不开心。我知道，一切的源头都在脚上，脑海里曾经想了无数个假设，只有无奈的现实让我难以接受。沙子坡的一切，我还在时刻关注着，毕竟是我的根儿，我又怎么能忘，怎么能抛弃呢？不多久，我的弟弟也结婚了。家里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很快，我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使长久闷闷不乐的我有了一丝开心之色。我细心的呵护着肚子中的胎儿，每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十月怀胎，终到临盆。然而，由于难产，胎儿闷死于腹中。这个现实犹如晴天霹雳，我真的开始有些怨天尤人了。丈夫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语，他除了行动上的一些照顾，言语上却安慰我半点不得。我暗想，一切都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吧。
第一个孩儿的难产让我有些绝望了，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由于我的脚跛的问题，导致下身出现畸形发育现象，也就是说，以后可能都无法生育了。是的，无法生育了，以后不过几年，我又怀了一个孩子，虽然到医院生，但还是没能保住她，再次夭折一个。直到结婚后的第八年，我怀上了我的第三个孩子，我怀着万分担忧的心切，等待着他的降生。说实话，我们都对他没有太大希望，只是，我们依然会尽一切努力去保住他，让他顺利降生。我想这次是老天开眼了，我的第三个孩子终于在医院顺利出生了。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让人开心的事儿了，不过，也只有我和丈夫能体会，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宝贝一样照顾，给他我们所能给的最好的条件。为了让孩子再顺利长大，我们给他取名叫做“安权”，作“安全”之意。这个时候，沙子坡哥哥家已经有五个孩子之多，却只有第三个是女儿；弟弟也有了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是儿子外，都是女儿，而且我弟媳又怀胎数月，眼看就要临盆了。
此前后数年，住在沙子坡的我的娘家的人生活困难，食不果腹，我又如何能看着他们饿死呢？所以，每次我都悄悄的偷家里的粮食，让大哥的大儿子前来悄悄的背回去充饥。我知道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我作为女人之辈，又有何方法去解决那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所以，我只能一如既往的像之前一样，偷偷摸摸的，心惊胆战的，用我的微薄的能力接济着他们。
弟弟家的第六个孩子是个女儿，叫月兰儿，她比大哥家的第六个孩子（男孩，名叫桂平）先出生。到此，哥哥家有六个孩子，弟弟家也有六个孩子了。到弟弟的小月兰儿一岁左右，弟媳便患病了，而且很严重。这无疑让本来有了一些起色的家庭再次衰败，而且雪上加霜！
我弟弟带着弟妹来到太坝（地名，位于今贵州省遵义市）医病，留下以最大的一个也年仅12岁的大女儿等六个小孩儿在家，况且，小月兰儿才一岁多。我呆在家里，心里始终放不下，弟妹在医院情况不容乐观，每况越下，病情越来越严重。我放心不下小月兰儿，便叫他家12岁的大女儿把小月兰儿带到家来了。自此，她住在我家，与我们家的孩儿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我也经常拖着残废的脚，慢慢走去太坝看望弟妹，有几次她都昏死过去，就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再次醒来。我把一切看在眼里，经常无奈的偷偷哭泣。
当弟妹痊愈出院来我家接小月兰儿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住在我的身边，不愿回去了，由于跟着安权一起成长，她也学着安权叫我“妈妈”。我很舍不得她的离去，可是我也没有能力把她扶养大，所以，忍痛让她回去了。
次年，我思念故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故乡，正好让我看到哥哥家的小儿子在他家的第三个孩子（女儿）的照顾下，奄奄一息，几乎快要死了。我一看之下，自然知道，他既冷，又饿！于是，我拿出从家里背去的一小把面条，煮了喂他吃了，才稍微有了些生气。看着变化十分明显的家，念着早先已经故去的父亲，以及明显病怏怏的母亲，我又是感慨，又是难过，又是无奈。
在往后的日子里，沙子坡的一切依然是我舍命维护的对象。我也曾经问我自己，我没有菩萨的能力，却在做菩萨似的事情，这一切到底为什么？然而我也无法回答自己。如果一定要一个理由，我是为了让生命延续下去……
作为一个读过书却又是农民的我来说，深知不识文化的可怕性，所以，当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便做好打算，坚决让他进学校读书。我想，对同样生在农村的其他小孩儿来说，我的孩子是幸运的，他能一直在校读书，不管家里贫穷落后也好，还是富贵荣华也罢，都不影响他的学程。同样，我们作为大人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孩子在校读书成绩好，有干劲！
沙子坡哥哥家的孩子都没有读完书，就放弃了，弟弟家唯有那个叫正法的男娃儿一直读书，小月兰儿一直想读书，所以混到了初中毕业。至此，哥哥家的孩子没有读书的了，们家的安权和弟弟家的正法还在读书。这两个小孩儿考上大学，几乎让三个家庭淘尽了家业，不过我们不曾放弃。弟弟那些年一直在务川一带谋生，他学得一手补破盆破桶的本领，倒也还挣得不少钱。就这样，他俩一直读书，到了大学毕业。1978年，刚好是正法毕业那年，由于政策变化，他成功争得一个工作岗位，在杨坪（现在是一个村，以前是乡镇，沙子坡都属于杨坪乡）当起了教师。而我们家安权也在务川水电局工作。到此，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放下一切了，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老了。偏偏老头子又生了病，啥事儿都感觉力不从心了。
我老了以后，就很少往娘家走了，一来路途遥远懒得走动，二来回家看着苍老的哥哥和渐现老态的弟弟，以及故去的父母，伯伯，叔叔，心里自然难过。哥哥和弟弟家的孩子全部都结婚了，而且有了孙子和外孙，甚至哥哥家比较大的孙子都又结婚了，弟弟家的也是如此。恍惚间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现在都觉得老土啦。
老头子死后，儿子接我到城里住。可我住不惯，又回到双木丫的老房子里。说实话呀，看着生活了几十年的木房子，这叫我怎么舍得离去？大儿子还在老家住，他的孩子些呀，读书成绩好，隐约也是要考大学的节奏。
我偶尔睡在床上发呆，孤零零的却奇怪的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回首看看，几十年便这样过去了！我还有什么期盼呢？便是一家人经常和和美美的坐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
有时候也想，我的一辈子怎么一直都那么难？可是，若非如此，当我老了，拿什么来回忆呢？小时候，富贵家庭被共产党进来捣乱了，可是现在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在这样的时代，实在让我再也生不出对他们破坏我家庭的怨念啊。再若当初我的脚没有痛坏结果又怎么样呢？
……
古语有云：十穷十富不到老，一辈子，总得有些坎坷才会觉得精彩呢！只不过，这些人生路的坎坷不平，总是让我们在痛苦或欢乐的边缘徘徊。当自觉一切事物都经历了，所有可能的日子都度过了，那么最终却相对无言！人老了，能有点东西想想也是幸福的！所以，岁月流逝，时间带走的、遗留下的东西，都是珍贵的！
【作者的话】主人翁生在沿河，嫁到务川，因其一辈子与两地密不可分，所以记以《沿川记》。
（文/留馨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