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主义诗歌推崇感情，忽略理智，主张以情感代替理智，着重表现诗人内心感受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一个作者肯以深心的密蕴交付给读者，就显得他对读者有极深的同情，同时也需要读者的同情报答”。
“感伤性是一种情感过剩的形式，因此是一种伦理和修辞的缺陷，它在读者和诗人身上均可发现，显示的是自我怜悯，缺乏成熟的情感控制”。感伤主义诗人表现出的个人化的感情能过引起具有感伤主义气质的读者的共情，诗人到自我怜悯到怜悯同他类似的人，由此也得到了读者的怜悯。
在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中，一切均以人为中心，关注、反思人，注重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强调人全面和谐的发展。感伤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其情感让人压抑，读者沉溺其中而无法得到全面发展，这表明感伤主义一开始便有了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
五四时期，作为西方文化精髓的个人主义输入中国，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在新思想影响下开展的新诗运动初期，诗人们提出了“个人风格”的概念，强调表达诗人主观精神。
京派朱自清更是表示诗中“个性表现得愈鲜明、浓烈，作品便愈有力，愈能感动与他同情的人；这种作品显映出底个性，叫个人风格。”
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便是将个人风格发挥到极致，他笔下的《女神》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而富有生命力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是以“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飙”的气势去“创造新鲜的太阳”，郭沫若将改造旧世界和改造自我，追求新世界和追求新我联系起来，将民族性格和觉醒的民族意识和慷慨激昂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这样的个人风格既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
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都强调抒情的个人风格，不同的点在于浪漫主义诗歌是动态有力的，感伤主义诗歌是静态柔弱的。
新旧交替时期，人们一方面传承了固有的文人骚客和才子佳人的传统，“很容易堕入风花雪月怜我怜卿的魔道”，这是不符合新诗的新情感的；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感伤主义的影响，“学他们的人很容易作茧作窒，过于信任‘自然流露’，”容易陷入极端的个人主义当中，明明没有什么深挚的情感却痛苦，甚至是为了找人类情感刺激的弱点而故意为之。
中国感伤主义诗人更是极容易陷入极端的个人主义当中。这便成了朱光潜所说的“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这样的诗歌，既不是作者不得已的情感的宣泄，也不是其深心的密蕴——这样的态度是不诚恳的。他们是在浅薄俗滥的情调中讨生活罢了。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感伤诗歌在情感上是单薄的甚至陷入虚无的，没有将情感与经验思想结合，更是缺乏诗歌应有的技艺和美感的。
那么，怎样的诗歌才是比较合适的呢？
成仿吾要求的在“血肉横飞”的斗争形势下，“恢复我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强调自我意识”。如果那样，便只有一个浮光掠影的时代外观，看不出诗人的独特的抒情了，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诗不具有诗歌之美。
与之相反，新月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陷入了极端的自我表现中，象征诗派的李金发更直言：“我平日作诗，不曾存在寻求或表现真理的观点，只当它是一种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艺儿”。同样，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出现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歌表达。
最好的诗歌应当是将时代感和个体特征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中，以小我来的独特感受来展现大我的时代情绪。
李广田认为，要避免感伤，除了技艺，“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从生活改造起来才行。使生活的领域扩大，使生活的经验丰富，使生活勇敢而有力”。
其中将个人情绪与社会情感处理较为得当的为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如辛笛的《手掌》：
形体丰厚如原野
纹路曲折如河流
风致如一方石膏模型的地图
你就是第一个
告诉我什么是沉思的肉
富于情欲而蕴藏有智慧
你更叫我想起
两颊丛髭一脸栗色的水手少年
粗犷勇敢而不失为良善
咸风白雨闯到头
大年夜还是浪子回家
......
种种意象，既有宏大如原野河流地图，也有水手少年那样的个体，“沉思的肉”“你更叫我想起”体现了诗人在历史运行中对自身灵魂进行严肃审视的自觉意识。《手掌》一诗也标志着辛笛思想的深化，由对社会现状单纯的讽刺，到将自己的思想与社会紧联在一起，使“大我”与“小我”得以有机地融合
由此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感伤主义的出路所在：感伤主义诗歌也应当从无限膨胀的自我意识中抽出身来，融入社会意识，用感伤主义的独特视角和抒情方式及技艺来展现社会在个体心灵深处发出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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