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好的方法，好的计策，方法得当，事半功倍，等于成功了一半。而方法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形式，并且在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后，还要勇于实践。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好的呢？
要想得到好的方法，有时也需要征得别人的意见，也许别人有比你更好的方法。有言道:好问的人只做了五分钟的愚人，耻于发问的人，终身为愚人。毕竟，人无完人，结合大众的力量，可以获得更有效的方法。
而最简单的方法往往都是最有效的方法，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阿普顿毕业以后，爱迪生带着他一起工作，而阿普顿瞧不起带他爱迪生，因为爱迪生没有大学文凭。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这可难倒了阿普顿，因为灯泡是不规则物体，像球形又不全是球形，向圆柱体又不全是圆柱体，要想计算出容积看起来十分困难。
但阿普顿也不愿意问爱迪生，只好自己琢磨起方法来。他先是画了张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一番折腾，阿普顿仍然没能算出灯泡的容积。忙于工作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的结果，他凑过来一看，竟忍不住地笑起来:“这样是算不出来的，我教你另一种方法吧！”只见爱迪生一沉思，忽然心生妙计。取来一大杯水，缓缓的把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也测算不出来的灯泡里倒满了水，随后又把水倒进量筒，不到十秒就测量出了水的容积，并减去现在的容积，很快就得到了灯泡的容积。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阿普顿傻眼了，呆呆的站在一旁，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因为他没有找到良好的方法，还没有去问爱迪生。
有时候一个妙计还可以拯救生命，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通通押送到澳洲去。于是，一些私人船就开始主动承包从英国往澳洲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当时的办法是以船上的犯人数量支付船主费用。而当时的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十分破旧的货船，只经过了简单的维修，船上的设备简陋，没有医疗用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赚钱，牟取暴利，将犯人往自己的船上塞，使许多船上的人非常多，船上的环境自然也变得恶劣。
而船一旦离开了岸，政府却要以船上的人数来决定付给船主的费用，当然，船主们不在乎这些人是否能够远涉重洋活着抵达澳洲。有些船主不顾犯人的生命，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不给犯人喝水吃饭。直到三年以后，英国政府才发现，运往澳洲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更是高达37%，英国政府虽然花费了大笔资金，却终究没达到目的。
英国政府开始想办法降低死亡率，每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对船主进行监督，并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同时对犯人的饮食方面做了非常强制的规定。而在这之后，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船上的官员和医生反而还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是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医生，而那些正直的官员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祸害苍生，就被船主残忍的丢进大海里喂鱼了。政府为此还出了监督费用，情况却依然没有好转。
政府又采取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把这些船主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培训，告诉他们要珍惜生命，让他们了解让犯人去澳洲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达到开发澳洲的目的，并教育他们生命比金钱更加重要。但这些船主依然油盐不进，反而变本加厉，使死亡率居高不下。
这时一位英国议员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知道那些私人船主是钻了政府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恰恰在于政府给予与船主的报酬是按照船上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了新的制度，让政府按照私人船到澳洲的船上人数来决定费用，也就是说，不管你在英国船上上了多少人，也只能按照到达澳洲的人数来计算费用。
这一个好方法实施后，船主欺压犯人的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们主动请求医生上船，在船上准备物品，改善伙食，尽量让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健康的到达澳洲，因为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钱。自从实行上岸计数谈钱的方法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的运载上百人的船经过几个月到达澳洲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这个方法因此拯救了许多人，大大降低了船上人的死亡率。这件事让我们懂得了方法也要不断的改进，还要拥有判断方法正误的能力。
朋友们，我们不能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因而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方法来解决难题，而想要得到最好的方法还要学会和其他人进行沟通，将别人的看法与自己的方法相比较，方法的找寻也建立在无数次尝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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