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资学者，或究诗论律，或鄙今尚古。究诗论律，则恃其微隘之所识，以为大，而独工诗格，耻于西学。鄙今尚古，则仗其浅陋之所行，以为礼，而拘繁溺帙，喜于琐屑。
或其甚者，曰：“改革之后，不复儒学。改革者，师夷之路也，有去无回，以致儒学见衰于当下，百年将殁。”
此诚乃涂巷之见、衢道之说，其岂可见信乎？
予以为，儒学之兴废，无关西学。
儒之开者为周公、文王，始创于丘。丘善《春秋》，周游列国，是故儒学未艾，使后继有人者。儒之所以传千年，凡轲、况、北海、伯起、昌黎、二程、元晦、守仁，诸此圣贤之功也。更有武帝定《四书》《五经》，隋炀启科举明经，故儒之不逊于佛、道也。
今或曰此千年之学，将毁于百年之改革，诚可笑矣！
岂不见盛唐之广纳，犹有太白答蕃；晚清之颓谢，犹有则徐习西。虽开放有大小、对外有差异，亦不妨有志之士博学中西。更有学士鸿铭，留洋于外，求学于海，亦崇儒行古、不妨周礼，是故学西不败儒，诚也！
曰：“今之人学西，使其行也离道，其言也失度。纵有法治，而以价值取材；纵有国别，而以资本定论。国人之所以不循儒礼，皆此不良之风、恶性之争使然也。”
对曰：“不然。”
西学之于中国，乃文艺复兴之于欧洲，简曰：西学废不仁之陋习，而不废中华之正礼。
洋务之初，工业之末，列强以工业强其强，弱国以守旧弱其弱，故有纷争。清末之闭锁，唯西学可救；守旧之顽固，唯开放可易。故有实业、工厂兴于晚清。苟令清王无此器械，则中华控于列强，甚可更早。故西学可强国者，习之，益！
辛亥之初，烽烟之后，逸仙以兵戈立民国，以法治明礼节。故陋习得废，故新学得兴。陋习得废，则及笄不复缠足，弱冠不必尾辫。新学得兴，则见公面官，皆称先生；来往交好，咸为握手。是为良策，益国益民，究其根本，实自于西，乃文艺复兴之平等、民主也。尚可循逆而问焉：“今使汝行尾辫缠足之事，曷愿？”
至于资本竞争，古之存“优胜劣汰”之说。以价取人，为价其价以报国。以资取业，为资其资以济世。若怀仁德，则无关资价，皆惠于本。若不怀，则绳之以法，以昭世理。况资本、竞争皆归于国，国归于民，竞争善，则循之，利民；不善，则改之，听民。若商企不决于资，高低不决于价，则反使鸡犬为官，乌烟为庙，其可利于民乎？故竞以求其位，非可非也。
是故西学不可一言以蔽，发展不可一蹴而就。儒学之兴废关乎世人，行道在乎世人。非可归咎于西体也。
习近平有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之美恶皆可知于当下之所行所效，吾等更当以家国为己任，不忘初心，为新天地而砥砺前行。
穷而不穷其志，达而兼达于民，此儒之义也。是以不怨天尤人，而知任重道远；不恃才放旷，而知天地广博。
行之，励之，致之，至之！
（文/夕阳右岸是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