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到外地出差，晚上几个朋友相聚，四人喝了两瓶1573，我喝了约4两，虽说没大醉，但也算是喝得差不多了。
此时此刻，我脱光衣服，独自躺在宾馆客房的沙发上，昏暗的灯光照着我孤独的身影，醉眼朦胧中，我想起了一些喝酒的往事。
我原本是一个滴酒不粘的人。我的家人中，从父母到哥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好酒的。都说喝酒有遗传，从遗传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喝酒的基因。
闭着眼晴，我开始搜索我喝酒的历史。
我最早接触酒，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读小学，离家10多公里的山区，一个堂姑妈讨儿媳，我的堂兄堂姐们带着我翻山越岭去吃酒。在酒桌上，出于好奇，我跟着大人们用农村那种土酒杯喝了半杯米酒，喝不出什么味道，只觉得火辣辣的，我壮着胆子喝了几口，结果很快就醉了，一下午迷迷糊糊的，连晚饭也没吃，躺在火炉边不知捱到什么时候才睡觉，待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睡在了一对两口子的脚头。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醉酒。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没喝过什么酒，但知道了酒的厉害。
直到上了高中，我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没日没夜地学。由于营养跟不上，卫生条件差，自已也不太注意保养，结果高中只上了一半，就得了急性病毒性肝炎，被逼休学半年。在治疗期间，我得知酒是肝的死对头，喝酒伤肝，我对酒更是敬而远之。
1984年，我中专毕业。毕业的时候，学校搞了一个大会餐，平时所有的清规戒律在此时全部放开，很多同学难舍难分，便用啤酒来倾诉那种离情别绪。学校体会大家的心情，也不怎么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跟着大家喝了几口啤酒，虽不至于醉，但不敢多喝，生怕伤到了肝。
刚参加工作那会，我也基本上没喝过酒。因为那时尽管开始改革开放了，但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纯洁的，到基层出差，吃饭都要自已掏钱交粮票，根本不会允许用酒招待的。有一次，我陪领导到各个基层门店检查工作，走到一个门市部，发现营业员在吃饭的时候，到营业间偷散装白酒吃，结果被领导抓了个现行，好一顿批评，很长时间都在做反面典型。可见那时候喝点酒是多么不容易。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餐桌上的政策也渐渐放宽了，不仅菜品越来越讲究，酒也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餐桌，并且成为了各种公务接待的必备之物。尽管如此，我也因关心身体，一直对酒不感兴趣。
直至1992年，我被机关转体的大潮裹挟着下海了，从机关走出来，不再从事行政工作。下海不久，我所在的经营部在广州搞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是与银行合作的，具体内容是在市郊买了一块地，然后建房子来卖。为便于工作，两家联合在广州建了个办事处，由我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具体负责办事处的日常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应酬就大大增加了。项目启动的初期，我们几乎天天都要请人吃饭，或者被人请，区里的、镇里的，还有规划局的、设计院的、施工单位的等等，有时还有港商或外商，差不多成天是酒馆里进，茶馆里出，一些工作就是在这些应酬中谈成的。在这些应酬中，酒是决少不了的，并且都不是一般的酒，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有时还喝点X0。
开始的时候，我很低调，别人敬我的酒，我总是推三阻四，尽量不喝。人家出于礼貌，第一次会微笑着点点头，甚至夸上两句，第二次也还会礼节性地表示理解，到第三次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再理你了，把你冷在一边，只顾找喝酒的人去饮酒作乐了。这时，你就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在人家的眼里似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了。
在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尴尬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容忍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坐在这里，就是代表一方人，你们可以无视我的存在，但不能无视我们单位的存在。单位的利益和形象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我决定端起酒杯，就是不胜酒力，伤肝伤肾，我也必须要上。从那以后，我便解除了自已喝酒的禁令，强逼自己开始学着喝点酒。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逐渐成了酒局中的常客。即便是后来洗脚上岸，回到单位之后，也常常出现在酒桌上，有时为了单位的利益，有时为了自已的尊严，有时为了朋友的感情，有时为了身心的释放，我总是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已，抛却一切，开怀畅饮，十有八九喝醉了，经常醉倒在餐桌上，有几次还醉得不省人事。不过，每醉一次，我的酒量便上升一个台阶，胆子也更大了，到头来，我居然成了个“酒精考验”的饮君子，在我生活的小圈子里竟小有名气了。
我的喝酒经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走过来的。我的经历并不复杂，但也许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同龄人的一个缩影，是那个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
今天晚上，朋友相聚，我又喝了不少酒，虽然没有大醉，但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躺在宾馆的床上，四周静悄悄的，满身酒气的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打开手机，迷迷糊糊地写上这些话，不久便打着呼噜进入了梦乡。
2020年8月29日记
（文/知秋红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