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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问题与石刹海的老字号烤肉季

作者:飞翔的鹰耿彪时间:2020-08-03 10:36

  鸡蛋问题与石刹海的老字号烤肉季
  (回忆我在水木清华园的生活片段)
  ———记1996年清华往事之
  我和师兄弟们与海淀中关村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邵鸣的故事

  “鸡蛋问题”这是一个千百年来的哲学思念命题,同时也是生态发展的萌芽“问题”,更是一个值得永远也研究不太明白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问题”。从生物学角度讲鸡是蛋生的,然而现实生活之中蛋却是鸡下的?这个问题体现出来一个新问题,“思维方式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冲突”问题?这就是体现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先有的小鸡呢?还是先有的鸡蛋呢?”。

  或许,这是二十五年以前,我一位十分要好的哥们头一次见面,给我提出来的“十分尖锐”“难以理解”又“无法解释”的思维主义的辨证问题。或许,头一次见面互相握了握手便提出了一个哲学理论的高级思想问题,让我这个从东北一千公里以外来的洮南人费了好一翻心思。不过最后大家全部都“轰”然大笑了起来,最后还是师兄颜晔和师兄强子(动力系张强)以一句“你没发烧吧”作为了结束语。

  也许,“鸡”和“鸡蛋”真得那么美妙么,真就无法解释唯心主义之下的讲解,只有唯物主义下的辨证法能解释这一美妙的动感问题?他叫“邵鸣”,一米六十五的中等个子,自称自己是“二等残废”。却拥有着计划经济时代里双研究生硕士学历,圆圈的娃娃脸上透着无暇的天真与童趣。一双小的不能再小的小眼睛却戴着二千度的近视金丝边眼镜,一开口说话十分风趣却又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略微带一些女人娇滴滴柔情似水的味道。就这一“大优点”让我瑕想起大明王朝的“大内锦衣卫总管”司秉监的太监们,他说话细腻柔情似水、婉转扭捏一些,这一点作为阳刚十足的“堂堂男子汉”显得缺少一些“钙片的润泽”了。

  邵鸣,正确的说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大厦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兼职生物动态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他的研究中心方向和课题就是“鸡蛋问题和先有小鸡还是先有的鸡蛋”。其实他只是这个研究所里研究着千奇百怪人物的一个而已。邵鸣,江苏苏州人,苏南地方的老住户,祖祖辈辈生长在江南水乡美丽的地方。正因为他是苏州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才生长成了美丽大方、温柔扭捏十足娇美的“美男子”。

  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是我在北京地区最“要好的哥们儿的其中一位”。在古老的北京地区我拥有着十七个“最最要好的哥们”,但是十分奇怪的是他们、她们却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一个个站在各个大学的研究所里边,从事着各行各业科研研究工作以及各种专业学科的代表人物。

  不过,他们和她们却拥有着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里边“最具有朝气的青春激情”。也许一个个都是时代思想的辨手与观念的更新者与实践者来说,就像他们与她们自己常常说得那样“一场场激情的光彩,用双手的实践和先进的技术更新才能体现出来的”。尤其是以邵鸣、张耀、颜晔、陈玉林、张强、张煜、叶小慧、刘永一、杨昭、杨聿、杨寒、祁子玉、叶小慧、祁子辰、白立辰、白孟辰等等这一大群朝气勃发、激情四溢的大学生与研究学者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里边,那可是句句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技术超越式发展,基础研究是主旋律”“先进技术的超越发展观念先行”“理念观念的更新” 等等计划经济时代里的“最新鲜的名词”。

  不过呢,对于我这一个来于大沁塔拉乡镇等级,十分普普通通的 “下里巴人”来说。也许,这一些“理念观念的更新”对于一个“俗人”和 “愚人”来说是陌生的,对于那一些所谓的“观念的更新,技术超越式发展,基础研究是主旋律”“先进技术的超越发展观念先行”,这些新鲜的名词十分陌生而又不可理解。他们这一帮高级工程师级别的人来说,我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小师弟。他们所讲述的这一些九十年代里新式名词,我根本听不懂也不想让它们去解释什么。也许,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理解与先进人才在观念与知识的巨大差距吧。

  但是,巨大差距也没有阻碍我们个人情感的交流与亲师兄弟的情义与豪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小小老百姓,只是觉得吃饱了不饿比什么都强。而他们手里却拥有着巨大的技术含量,拥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可是,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般的深厚感情,这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里边就是那么的自自然然,真诚与实在,并没有因为知识上的巨大差距阻碍感情的交流,反而真诚与感情却打破了很多校方内部规定和严格的条条框框。例如大学校方有明文严格规定不许非本校大学生住宿与吃住,以及参与一切本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校园内各种学生协会活动,一但发生非本校大学生以及亲属留宿立即开除学籍。仅这一条清华校方规定在我身上就被彻底打破,不仅如此还亲身参与校园内学生协会的一切大学生日常活动,而且还住宿在了老十六号学生楼寝室之中,与师兄师弟们一块吃学生食堂一块生活在清华校园内。


  陈年旧事,二十五年,往事云烟。如今对于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在清华校内的清华园会见了邵鸣,只是遗留下了记忆里边的回忆和一封残旧的1994年10月24的来信了。对于当时(91年—99年冬)八年多的书信来往的信件由于几次搬家的历史原因,早已经跟随着大沁塔拉的风沙成为了云雾(扔弃于垃圾箱)而远去了。

  当年,青春年少,激情飞扬。我和大师兄颜晔从我们住宿的十六号学生宿舍楼的二楼男生寝室走了出来,一直朝着往西一百米处二校(清华园字样)门走了过去。当我们师兄弟二人一直走到二校门前边花坛时,从南边的林荫道路上走过来了无线电系的严复之老教授,离着我们师兄弟二人还有十几米远时,便扬手招呼我们二人:“小彪子、颜晔~等一等?”。这工夫,我和大师兄一转身顺着招呼的声音望去,我一看是无线电系的严复之老教授,我急忙冲着身边的大师兄颜晔说了一句“师兄、是严老师、我去迎一下~”,

  此刻,我也不顾师兄听没听懂我说的话,于是乎我一路小跑冲着一校门方向走过来的严复之老教授迎了上去,撇下了大师兄也顾不上他站在二校门前边了。我一边小跑一边冲着严复之老教授打招呼:“严老师、您好呀?我和师兄正准备去教务处找您去呢?”。此刻,我几步便跑到了老教授面前显得十分激动,毕竟我是先认识的严教授,而后通过严复之老教授的介绍才认识了清华武装部部长杨邵愈教授的,再经过两位老师的介绍这才认识了学生会主席我的师兄弟们一大帮人的。

  这工夫,严复之老教授显得十分热情,并且先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热情地、微笑着问我:“彪子、你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怎么没有提前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此刻,我和严复之老教授双双握着手,并且没有立刻分开显得十分激动、因为我和无线电系的严复之老教授最先认识的,而且通信往来达七八年之久,可是十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见上一面,这一次是头一次见面而且还是在清华园内,所以彼此之间显得十分热情和激动。这时我和严复之老教授二人松开了紧紧握着的双手,我们二人并肩往写着“清华园”字样的二校门走过去,直接朝着大师兄颜晔迎面而来的方向走去。

  这工夫,大师兄颜晔也走到了我们二人面前,并朝着严复之老教授热情地打招呼:“严老师好、彪子师弟,是我昨天晚上接站接来的,当时是晚上七、八点钟了,老师您已经下班回家了,我一看太晚了,就没有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所以昨晚我接师弟来到学校,就直接住宿在了我们十六号校学生宿舍寝室了,并先行安排师弟彪子用我的卫生用品在校内浴池洗得淋浴,而后又用我的饭卡在咱们一号食堂吃得晚饭,接着我领着师弟彪子回到了学生宿舍寝室,而后安排他住宿在了杨昭的弟弟杨聿的床铺了,接着又找到了刘永一、张强、张煜、杨聿等等几人,我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在宿舍寝室里边见了见面交谈了一会。”

  当大师兄颜晔当着我的面与严复之老教授讲完了昨天晚上我刚刚到达清华大学校内的情况时,这工夫严复之老教授看了身边的我而后冲着大师兄颜晔责问道:“颜晔呀、你这个师兄当的不到位呀?昨天晚上你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好了?上一次彪子来咱们清华我没有在学校出国参加研讨会去了,不在学校所以上一次我和彪子没见着面,今天太好了,对了!彪子!明天我们校方有参观活动、明天早上七点你跟随校学生协会的学生们一块去参加参观与采访活动,这是我们清华校党委、校武装部组织的一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你的学生采访证件、参观证件,杨邵愈教授已经给你审批下来了,下午让颜晔和我们系的张煶领着你到教务处去取证件。”这时,严复之老教授说到这里忙用手一指二校门后边的林荫小路的远处,接着说道:“彪子从东北小镇子来一趟不容易,走、别去学生食堂了,我领着你们上老师餐厅吃饭去,中午这一顿饭我请客了,咱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一校门门口旁边的林荫小道上转身往西走着,直接朝着西边远处哲学系教师办公楼走去,因为那里是严复之老教授的办公的地方———

  中午,当时我和师兄师弟们五人刚刚在学生食堂吃完午餐,在师兄颜晔和张煜的见意之下我们五个人便坐着出租车,亲自去会见海淀中关村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邵鸣,因为清华大学与中关村植物研究所相距将近二十多分钟车速路程,虽然说清华大学与植物研究所同在海淀区中关村里边,但是清华大学却在西部边缘地带与圆明圆依依相邻,可以说是清华正面的一校门(也就是清华西校门)与圆明圆的正门紧紧相连,只有一道小花墙围绕着两个不同的风采,而植物研究所却是海淀中关村的最东部边缘地带,相距离着很长的一大段公路路途。后来我们终于见到绰号叫“死太监”的邵鸣,在邵鸣热情的邀请下我和颜晔与张煜和刘永一、叶小慧,在邵鸣的安排下去了石刹海的老字号“烤肉季”。

  也许,二十五年的历史太久远了,我的几次搬迁过程之中记载着改革开放初期,在那一个计划经济时代里遗留下的“一千五百多封信件”早已经荡然无存了。可是,在自己的脑神经里永远记录着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里的人和事情,就好像是雕刻在千古墓碑上的碑文一样,永远成为人生历史进程的传奇故事。

  可是,我心灵里的那一些记载着那一个“纯真年代”,那个“真情年代”里经历过的人和事情却像石碑的雕刻一样。永远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人生缩影与回忆。


  今天,我与邵鸣的在纯真年代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故事,只留下一封当年的一封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信件,已经发黄、破旧不堪了。也许,这是人生之中的电影里的一个片刻,就好像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生活上的小小插曲,这一小段轻音乐奏响的却是“小斯特劳斯的小夜曲吧了”。

  不过,他的大男人“女人味”到今天我是领略到家了,这或许是计划经济时代里才拥有的“特殊产品”,也许这也印记了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真实情感”。

  不过,在一个没有功名与利益、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利润的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却成为了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好朋友,真诚与理念,信念与爱好、让两个彼此相隔一千多公里的男人成为了“好朋友”。

  大沁塔拉的“老土豆”,全部是薄皮大馅十八个褶,与古老文明下的“北京烤鸭”,一个下里巴人、一个阳春白雪,两个丰富多彩略带扭捏的羞涩的男人,成为了计划经济时代里的生活片段,大都市人与小城镇人十分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故事……【全文完】
  (文/飞翔的鹰耿彪)